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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江]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堅守初心擔當使命
中國民族文學網 發布日期:2019-11-28  作者:張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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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社會科學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謝伏瞻院長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篇文章中回顧了黨中央一向以來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關心和指導:

  “新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創建、發展和繁榮起來的。1949年9月,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宣告:‘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為發展科學文化,黨中央提出‘雙百’方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哲學社會科學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十四大報告強調,應當高度重視理論建設,保障學術自由,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創造性地開展研究,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積極發展哲學社會科學。2002年7月16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25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必須始終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加快發展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黨的十七大報告也使用了‘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表述。”

  為了探究院史所史,我查考了中國科學院建院之初的一些材料,得知1949年擬議中的科學院名字本是“人民科學院”,“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赫然在目:

  “科學院將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過去中央研究院的重點是偏重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新的科學院既就中央研究院改組,社會科學的一翼暫時可能很貧弱,但為了糾正過去‘社會科學不算科學’的錯誤觀念,科學院必得保留一部分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等將來客觀主觀的條件成熟而我們有把握采取主動時,不妨再把馬列學院中一部分社會科學研究移植于科學院中。為了糾正‘為科學而科學’的不正確的概念,同時強調‘科學為人民服務’的觀念,稱為人民科學院,在現階段中更較為適宜。”(《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1949)》)

  為什么要強調“糾正‘為科學而科學’的不正確的概念”呢?我們可以看看民國時期中研院的負責人之一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里的說法:

  “(一)我們反對‘國故’一個概念。世界中無論那一種歷史學或那一種語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二)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三)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制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系,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么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也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

  對我們中國文學研究來說,如果按照他這幾條,就沒法做研究了。他反對具有國別特色的學術研究,對一些自然現象那樣也許是對的,但中國文學歷史如此悠久,特色如此鮮明,如果用西方文學的統一研究方法來做,不知會做成什么樣子;他反對疏通,跟胡適主張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是一樣的主張,但文學研究很重要的就是“闡釋”,闡釋就是一種疏通;他反對普及,這是我們更難接受的,歷來文學的經典化就是通過普及實現的,前輩學術大師也是在不懈的普及工作中深化了文學研究的。從這種理念上的對比清楚看出,傅斯年他們就是代表了“為科學而科學”的概念,如果按照這種原則去做,就無法做到“為人民做學問”、“科學為人民服務”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科學院領導人,其中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占了多一半: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副院長:陳伯達(社會科學工作者,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馬克思列寧學院副院長);李四光(自然科學工作者,教授);陶孟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教授);竺可楨(自然科學工作者,前浙江大學校長)。

  1949年11月14日,郭沫若院長在中國科學院干部會上發表講話,報告科學院成立經過及今后工作方向。在談到科學院的任務時說:要執行共同綱領,發揚新民主主義文化,即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與大眾的方向,反對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用科學的歷史觀點來發展社會科學;在談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時強調:“我們的國家現在必須要盡速恢復戰爭瘡痍,因此現在的政治重點應該放在經濟建設方面”,“所以今后科學院的重點無疑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至于社會科學,并不是拋棄不管,而是要把它慢慢發展,將來在適當時機,使二者取得平衡。”

  建院初期,中國科學院在建制上首先是接收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現成的機構。1952年籌建文學研究所、1954年籌建哲學研究所等,才真正體現了我黨的發展社會科學理念。文學所王平凡先生在回憶老所長何其芳的文章中介紹了那一段歷史:

  “文學研究所1952年2月開始籌備之前,何其芳同志擔任中央馬列學院語文教研室主任。有一天,其芳同志對我說,喬木、周揚同志向他傳達了周總理指示:要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所,要他和鄭振鐸先生做籌備工作,并要馬列學院大力支持。他提出要語文教研室教員楊思仲(陳涌)、力揚調文學所,已得到院領導同意,并經中組部批準。其芳同志根據喬木、周揚同志指示,以全部精力進行籌備工作,親自擬訂方針任務、研究機構、人員調配、研究計劃等。文學所于1953年2月22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決定正式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國家的第一個文學研究專業機構。” (王平凡《深切懷念老所長鄭振鐸、何其芳同志》)

  “文學研究所成立時確定的總的方針任務是:按照國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體條件,有步驟、有重點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研究我國和外國的文學與文學理論,以及整理文學遺產,促進我國文藝科學水平的提高和文學創作的繁榮,其芳同志根據這個指導思想,把科研業務列為首要任務來抓。從所成立到1958年期間,人員發展到125人,其中研究人員68人,編輯人員18人,助理業務人員23人,行政人員16人。雖然機構小,人員少,但工作效率高。”(王平凡《何其芳同志如何領導科研工作》)

  仔細閱讀文學所的所史和老先生們的回憶,得到的一個強烈印象是:始終讓學術研究取向于黨和國家的需要,取向于服務大眾、服務社會,始終讓政治任務納入學術討論范圍內。用政治思想指導學術,用學術研究體現政治。

  早在建所之初,何其芳先生就提出“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這個作風綿延不息一個甲子。建所六十年時候,劉躍進所長這樣總結文學所的傳統:

  一,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發揮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引領示范作用,這是文學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經驗,也是最重要的特色。

  二,遵循學術規律,整合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文學研究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

  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根本的一條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向,始終把編選優秀的古今文學讀本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劉躍進《追尋文學所精神》)

  這幾條,是今后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

  在保持這樣的優良傳統的前提下,在中國文學研究發展的新時代,我們當前迫切的任務是什么呢?應該說,文學所六十六年的歷史,學術方向始終是沒問題的。也就是說,服務于人民、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初心,我們始終沒有忘掉。新時代有新時代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三項原則是: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

  我們的中國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十分成熟,也日趨合理。我們的學術體系相對來說還有漫長的路需要走。什么是學術體系?謝伏瞻院長有明確的論述:“學術體系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觀點,理論、學說、知識、學術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學術體系是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內核和支撐,學術體系的水平和屬性,決定著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水平和屬性。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史表明,一種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確立,往往就是一門新學科的誕生。成熟、獨特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區分學科最重要的標志。如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國社科界、全院同志共同努力。”

  文學研究所建所初期,重點在于古典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和文藝理論還剛剛起步。1961年1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對五十年代學部各學科的總結是:“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調查、民族調查、語言調查、考古發掘工作,以及資料的系統積累和學術遺產的批判整理工作。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導下,開展了各種學術批評和討論。”其中經濟學、民族學、語言學和考古學四個學科體系比較成熟的學科首先受到肯定,文學所的工作應該歸在了學術遺產批判整理工作和開展的學術批評中;談及當時的熱點,報告說“在經濟、哲學、歷史、文學、語言、民族等學科中都有許多學術問題,例如:國民經濟高速度按比例發展問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矛盾的斗爭性和統一性問題,中國哲學史問題,形式邏輯問題,美學問題,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問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等等”,提及文學研究和美學問題。六十年代,文學所古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文學概論都有了系統性的成果,標志著學術體系初具規模。

  文學研究側重于古典的時候,方法比較簡單;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發展起來以后,方法的探索逐漸豐富多樣起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新理論新方法都在文學研究上有所投射,但真正融通各種理論資源的立足于中國的文學研究學術體系尚未成形。我從去年年初到現在為《文學評論》寫的編后記,多次都是以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為主題,我想,中國文學研究發展到今天,不論是從黨中央給我們的要求講,還是從學術自身的邏輯發展講,都是學術體系呼之欲出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滿足于針對個別作家作品的孤立研究了,或者說,在個案研究的同時,要建立起全局的思考,系統性的思考。這需要我們共同為之奮斗。

  謝伏瞻院長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中的黨課中囑咐青年同志:“當前,改革開放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推進改革開放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于四十年前。那些容易的、皆大歡喜的、帶來普遍利益的改革基本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正如歷史所昭示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這項偉業從一開始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今天,無論改革開放的領域拓展到哪里,無論外部條件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只要始終與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越不過的坎。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繼續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自覺踐行黨的根本宗旨,把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體落實到行動上,筑牢黨長期執政最可靠的階級基礎和群眾根基。”

  這一番話分量很重。“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于四十年前”我們已經深有感觸。四十年前推動中美建交固然是極大的魄力,但今天處理中美貿易戰的難度絲毫不小于當初的破冰之舉;三十多年前提出一國兩制處理香港問題是個偉大的創舉,但處理今天香港社會復雜局面的空前難度也不弱于當年;同樣,學術研究四十年前解放思想迎來了空前的大發展,今天我們打造三大體系的重任可以說其高度和難度也是前所未有。我想,謝院長的囑咐不僅是針對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種期待和指導,也是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們所青年人占了大半,文學所的未來靠的是你們,“三大體系”建設的任務更多落在你們身上。

  (節選自2019年7月27日在文學研究所“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培訓班”以“中國共產黨執政歷程與哲學社會科學的初心和使命”為題主講的黨課。)

文章來源:中國文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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