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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沙龍第25期·綜述】“口傳與書寫——經典形成諸問題”綜述
中國民族文學網 發布日期:2019-11-27  作者:央吉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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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2日,民文沙龍第25期(東西方經典成立問題研究學術沙龍第2期)“口傳與書寫——經典形成諸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民文所”)會議室舉行。本期民文沙龍邀請了4位學者共同探討口傳與書寫視域下經典形成諸問題。這4位學者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培、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李林芳、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高荷紅和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剛。本期沙龍由吳剛主持,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員、在站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博士生以及一些高校的師生參加了此次活動。

第25期民文沙龍現場

第25期民文沙龍主講人

第25期民文沙龍主講人

 

  吳剛首先介紹了擬定本期沙龍主題的緣由。國內外漢文學研究與口頭傳統研究出現了融合趨向。基于此,本期沙龍本著學科互動和交流的原則,邀請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兩位學者與我所學者共同就當前國內外漢文學界和國內少數民族文學領域共同關注的口傳和書寫的關系問題進行交流和探討。

  趙培以《“言為公”與早期中國文獻的書寫》為題發言。他首先從方法論入手,提出了早期中國文獻書寫研究中幾個懸置的問題,即“誰在言說”?“如何言說”?“為誰言說”?和“言說什么”?認為對“作者問題”的解答能夠觸及早期中國文獻書寫研究的核心和根本。縱觀西方文學史,在西方文論中關于作者的理論可以籠統分為兩類,在希羅多德式的作者之外,尚有柏拉圖《伊安篇》中蘇格拉底所說的磁石式的“作者”,這一媒介性的作者同中世紀基督教詩人的“第二作者”性相類似。這一類作者同早期中國的情況比較接近,但并未被引進到早期書寫研究當中。追述本土學者的研究,趙培認為章學誠的“言公說”同此類作者說有共同之處,其在討論先秦兩漢書寫方面也更為具體可信,更合實際。以“言公說”為切入點,作者問題在魏晉以前并不重要,先秦兩漢的書寫,其言說內容的主流為“公言”,涉及的多是圍繞天下治理展開的道德、法律、哲學等政治性的言說,鮮有表達個體情感的內容。作者問題隨著個體私人性書寫溢出經學話語系統而真正受到重視,這種“言為私”現象的出現同漢末亂局、佛教東傳及玄學對老莊的重視皆有關系。“言為私”的出現,逐漸開啟了“公言”之外的另一文化傳統。基于對“言公”和“言私”現象出現及其因由的解讀和歸納,早期中國文獻書寫的研究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進而言之,對作者問題的追索為再書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創造了新契機。

  李林芳以《早期注釋文本的口傳特征》為題發言。他認為目前學界在聚焦早期經典文本生成與傳播方式的同時,對注釋文本的生成、傳播及其特點的探討尚嫌不足,他以同音訓釋為切入點,對《毛傳》《鄭箋》和《爾雅·釋詁》等早期中國注釋文本中的詞條進行了比較分析。推斷在口頭講授過程中被釋詞與釋詞完全同音的情況應較少出現,并據此考察《毛傳》和《鄭箋》中被釋詞和釋詞之間的關系。通過比較分析發現《毛傳》中的同音訓釋較少,《鄭箋》中的同音訓釋較多,而毛鄭二家同音訓釋的不同狀況實際上反映了《毛傳》源自口頭講授而《鄭箋》出于書面著作的特點。對早期注釋文本的生成特點進行分析后,李林芳結合文獻記載探討了訓釋生成與傳播方式的發展變化,認為早期注釋文本經歷了由主要為口頭講授到常常形諸書面的過程。

  高荷紅以《口承與書寫的敘事策略:以滿族故事家為例》為題發言。她梳理了口頭傳統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者對口承與書寫傳統的多維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對口承與書寫敘事策略的差異進行了探討。認為口承與書寫雖然屬于不同的敘事策略,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高荷紅立足滿族故事家的個案,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當故事家自主選擇書寫,他們是否真的成為廢物?他們在書寫和講述之間自由轉換,其敘事策略如何?二是學界是否只承認搜集整理的故事?如何評價那些書寫下來的故事?基于調查訪談,她將滿族故事家分為傳統故事家、過渡階段的故事家、掌握書寫技能的故事家三個類型。我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曾多次組織力量開展各民族口頭傳統的搜集和整理活動,高荷紅通過比較三類故事家在不同時期個體承傳口頭傳統方面的特點和差異,認為典型的故事家大多以口述為主,非典型的或曰書寫型的故事家,既能口述,又能書寫。并進一步指出這些非典型的或曰書寫型的故事家并沒有如洛德所言迷失自己,成為一個廢物。在掌握書寫技能之后,他們仍能講述,從而成為較為特殊的傳統意義上的民間故事家。發言最后,高荷紅認為目前很多故事家已過世,口頭傳統研究所遵循的工作模型和方法論,如巴莫曲布嫫的“五個在場”、民間文學的“三架馬車”(文獻+田野+文本)僅余文本及前人的資料。她認為當現有的理論無法解釋諸多問題時,可能還需借助新故事家的產生輔以作證。

  吳剛以《從達斡爾族烏欽看中國早期詩體的生成》為題發言。他認為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早期中國詩體的生成和傳播的問題雖然備受學界關注,但是相關討論始終未能打破學科壁壘和傳統研究范式的窠臼。近年來,隨著口頭傳統研究“三大理論”被多學科借鑒和運用,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逐漸出現了將古典文獻研究與活態儀式和歌唱傳統相結合進行研究的趨勢。不過,討論的材料基本來源于漢文學,且主要依據傳世文獻,缺乏口頭傳統資料支撐。吳剛指出如果學者將目光轉向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書面文學發生較晚的某一民族的文學,也許能夠發現重要資料。他希望通過比較達斡爾族民間“烏欽”與文人“烏欽”的異同,還原達斡爾族詩體生成過程,并據此反思中國早期詩體生成的復雜過程。他認為就達斡爾族詩體創作而言,要回到從口傳進入書寫的分界點來考察其生成的過程,這個分界點就是敖拉·昌興烏欽。敖拉·昌興是第一位用滿文記錄烏欽詩詞的達斡爾族詩人。敖拉·昌興“烏欽”為傳統“烏欽”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敖拉·昌興一生創作了許多“烏欽”,是達斡爾族民間“烏欽”向文人“烏欽”發展的關鍵人物。吳剛認為達斡爾族民間“烏欽”發展到文人“烏欽”,以及文人“烏欽”的發展歷程,說明了“烏欽”從口傳進入書面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階段。這對中國早期詩體生成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

  在互動討論環節,趙培認為民間文學的文人化趨勢對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生成過程有方法論層面的借鑒意義。此外,他認為先秦兩漢以“公言”為主流的書寫內容與少數民族文學中宏大的敘事題材之間有內在的一致性,這為二者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基石。但是從時間軸上而言,二者生成的歷史時期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在進行比較研究時要格外注意。高荷紅從“言公”和“言私”的差異出發,強調個人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本化過程中的作用,并進而提出個案研究對早期詩體生成的啟發意義。吳剛提出要重視少數民族文學口頭傳統對早期中國古典詩歌生成研究的重要意義。趙培認為二者的可比性需要更多的個案、文本和較長時間段的觀察才能獲得較為可靠的結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張建軍關注個人抒情詩的出現對開啟早期中國古典文學新格局的意義,他認為可以從題材論出發進一步解析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文類觀。此外,在座的師生對古典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的接受和文學傳統的分層以及歸屬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他們認為作為文學傳統生成的另一面,受眾的構成和接受對文本生發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央吉卓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民族文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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